叶君健：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
作者简介：1914-1999. 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1938年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国际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主编该会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后在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44年应聘赴英国宣讲中国抗战情况。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9年回国。
历任辅仁大学教授，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编译处处长，《中国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第二至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译有《安徒生童话全集》。著有《叶君健童话故事集》，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山村》、《旷野》、《远程》，散文集《两京散记》。
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爆发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派了10万和5万大军,加上佛朗哥的71万摩尔人军队......使西班牙成了法西斯试验新式武器的战场。
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有100多名,他们大都是从欧洲和美国前去的,他们的名字......连我们中国人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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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先后接到两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寄信人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我的地址,信是由中国作家协会的传达室转给我的。信下面的署名是Hwei,无疑是位华人-后来我才得知她叫倪慧如。她说她是从爱泼斯坦打听到我的名字的。她要求我给她提供有关另一位华人张纪(译音)的情况。张纪这个名字我并不生疏,是1939年和1940年我在香港时不时见面的一个朋友-那时我与爱泼斯坦和一位借香港大学校址上课的岭南大学教授唐·艾伦(地下美共产党员)住在一起,张纪常来聊天。
倪慧如女士之所以要询问我关于张纪的情况,是因为张纪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为"国际纵队"的一名战士,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原是一个封建君主制独裁国家,1913年西班牙的进步势力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新政府力图实现土地改茧和政治民主。但教会、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阴谋反扑,导致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政变,4天之内,他的叛军占领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他的进展能如此迅速,是因为他的背后有大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撑腰,表面上这是西班牙内战,事实上这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国际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与日本法西斯军队于"9·18"在中国的侵略遥相呼应。
世界一些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们.预感到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即将到来。他们纷纷自发组成志愿军,赴西班牙与政府共和军并肩作战,不久又正式组成了"国际纵队".这个"纵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工人、农民、海员、医生、护士、教师、学生、作家·一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专政。他们的参战,主要是为了"保卫人类文明。"我那时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在国内找不了到职业,东京一个朋友介绍我在一个外语学校教英文。当时在国内与我经常通信的是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就是我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念书时的英国老师朱理安·贝尔.
这位老师教我当代英国散文和诗--当时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品种的"朦胧诗"。他本人是当时英国现代派诗人中的一位佼佼者,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出了好几本诗集。他的姨母佛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大师,母亲瓦涅莎·贝尔是著名的画家,父亲是美学理论家克莱伍·贝尔,最近我们翻译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当时英国"中英庚款委员会"为了表明他们把庚子赔款用于文教事业,每年招考几名中国研究生赴英国牛津和剑桥这类著名大学进修,另外给中国某一著名大学送一位英国教授。朱理安·贝尔就是在英国应征获得这个位置而来武汉大学的。他来的目的,不是想领略中国文化,而是想体会一下中国当时的内战,所以第二年暑假,也是1963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要求我陪伴他在大西南作一次暑假旅行,兼当他的翻译。
我和他进人四川,沿着红军走过的一部分路程旅行。在这段艰苦的旅程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去了东京,我们几乎每周要通一次信,那时西班牙内战正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派了10万和5万大军,加上佛朗哥的71万摩尔人军队和葡萄牙军,配上1200架飞机、400辆坦克和200门大炮,使西班牙成了欧洲法西斯实验新式武器的战场。朱理安·贝尔和我每周通信的主题,基本上都与西班牙内战有关。他关心那里的战况.也在考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斗争中应采取的态度和立场。1974年初,他在一系列与我的信中坚决地表示,他要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投人战斗。在同年3月间,他毅然辞去教授的职务,起程回返欧洲。
这期间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我在日本与文化界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有交往,还参加了东京一些进步世界语者的活动,秘密警察早己在暗中对我进行监视。5月末的一天清晨,两个日本法西斯军国一主义的鹰犬,闯进了我的住址,大肆搜查,收集了三大包信件和书稿,把我押解到地区牢房。
我在牢房里一蹲就是3个多月。到8月上旬我被驱逐出境。返回到上海,日本法西斯攻打上海的"八一三"战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封信给朱理安·贝尔的母亲,询问朱理安·贝尔去西班牙战场后的情况,不久回信来了:我的这位老师和亲密朋友,已经在西班牙德鲁尔前线阵亡,尸骨就埋在那里这简直像晴天霹雳,使我整个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这年年底"国际纵队"解散,队员离开西班牙。1939年1月,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占了上风,2月,英、法承认了他的政权，3月马德里被占。这场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感到难以言喻的悲恸。我力图忘记它,以便全心投人我们自己的抗战。即使在现在我还尽量避免想起这段悲愤的历史,所以倪慧如女士从美国寄来的两封信我都没有回答。我想已经被世人遗忘了的这段惨痛历史,现在没有提起的必要。
但没有料到4个星期以前,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它就是来自倪慧如女士,她说她现在就在北京,要来访我。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推脱。我也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她,事隔数十年,那已经成了历史陈迹,不值得谈了,而且我现在养病,一般也不便于接见来客。但她也用肯定的语气说她只来半个钟头,决不多打扰。
快她就来了,还带来一位男士,他叫邹宁远,大概是她的先生。这位男士一到我的客厅就架起录像机,于是倪慧如女士就开始问起我有关张纪的情况。
我向倪慧如女士谈了这些情况后.邹宁远的录像工作也要结束了，但我对他们好奇起来，他们是谁?他们看上去只不过三四十岁，讲的是台湾普通话，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当然想与他们谈几句..然我们的交谈已远超过半小时.接近3个钟头了。果然不错，他们是台胞。长期住在美国。慧如女士是位博士，和宁远先生同在纽约州的"氨基氰公司"工作，前者是该公司"肿瘤和免疫研究部"的研究员。原来他们业余在做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的研究工作。他们告辞时，给我留下他们的三篇文章，发表在1989年一个叫做《人间》的台湾刊物上，标题分别是：《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保卫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兵团》和《朵罗丽·伊芭如意(院西班牙共产党令当日，我们把她的名字译为伊巴露丽)的欢送演说》(即国际纵队被解散、队员离开西班牙-1938年9月她在巴塞罗那市欢送国际纵队时发表的演说)。从这几个标题来看，也可以察觉出作者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度和他们研究国际纵队的中国队员的出发点。怎样来解释他们的这种努力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参加国际纵队这些人的立享感召了他们。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与那场战争没有任何牵连，但他们重视这场战争及其所给予人类的启示。
另外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志愿军是张阿金(译音)当时"国际纵队"中绝大部分中国队员都是来自欧美的华侨,只有张阿金是直接从中国内地去的,那时他不过二十来岁。因为搞工人运动,被国民党当局追捕。当他快要被抓住的时候,他溜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法国货船。船上有一位来自越南的厨子收留他当助手,还教他法文和当时的一些政治知识。他们分析了正在进行的西班牙战争。这位厨子鼓励他去西班牙参战,但他自己却不能前往,因为他有别的事要去莫斯科。他们在货船到达了法国后就分手了。张阿金偷越法国边境,到达西班牙北部。他在阿斯杜里亚斯省参加了矿工的反法西斯部队。1937年10月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北部,张阿金在密阿勒斯被俘,不久被转移到桑坦德尔,和一个名叫路易士,奥尼兹的美国战俘关在一起。张阿金和他谈起来西班牙参战的经过,奥尼兹分析说,法国货船上的那位厨子一定是胡志明。
还有一位与张阿金同样从东方大陆去的中国人,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他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逃出来的。德国诗人爱里西·外纳尔兹的著名诗篇《儿子们》中有三个人物,其中有一名就是他-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痕迹。
在"国际纵队"的中国人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如严家季(译音),他是一个骑兵营的指挥官;张叔生(译音),他毕业于装甲兵学院,是50师195分队的运输指挥官;刘京田(译音),他是一个救护队的队长;刘华丰(译音),他是从巴黎去的,在贝尼加新后方医院工作。"国际纵队"的这些队员,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失败后,大部分回到自己所在的国家,但有极少数的人前来中国,因为中国正在进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他们要到中国来继续作战。前面所提到的张纪,后来通过越南回到内地,投奔了八路军。来到中国的还有几位从西班牙退下来的外国志愿军,目的也是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但中国情况之复杂也不减于西班牙。进人中国后,他们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有的通过红十字会去了国民党的军队,有的则来到重庆,想找渠道去参加八路军,但他们一到这个战时首都,要想前进,道路就不是那么通顺了,我以某种机缘在重庆又遇见他们。那时我在乡下一个大学教书,偶尔进城就悄悄去看他们。他们与国民党没有任何来往。人们住在一个姓谢的医生家里,是一座旧式的四川楼房。我记得他们一共有3人。与我交往较密切的是名叫傅拉多的波兰人,因为他是个医生,有时为我看病。他们的名字无疑都不真实。
那位姓谢的朋友也是从西班牙前线下来的。他与这几位外国志愿军是亲密的战友。他的妻子是一个外国人,讲德语,职业是医生,整个屋子的人都是以德语交谈,我猜想谢大概是在德国留学或工作,而从那里去西班牙参战的,但在(志愿军)1990年第2期上,我看到一张3个队员站在一起的照片。左边穿着军服的是谢,中间穿着白大褂的是刘华丰,右边穿着运输大队队长工作服的是张纪。根据这个刊物的描述,那位穿军服的名叫林庆舒(译音),出生在华北,参加国际纵队前在瑞士念书。显然"谢"就是他回到中国后用的假名。我以为他在德国留学,猜错了。(志愿军)杂志说他来自中国华北,也错了,因为他讲的是一口地道四川话,他的身材比较瘦小,也像四川人的样子。总之,他们可能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得不换姓名和籍贯。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的确很巧。我住英国一去就是6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从英国启程回国。1950年初我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外事活动,不意中见到了谢的夫人--那位讲德语的医生。她就住在北京饭店,从与她的话旧中,我才得知她原籍苏联。更巧的是,在同年的一个外事活动中,我又碰见了"傅拉多"。他已经赫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但他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是那位在我战时穷困的重庆生活中无偿为我看病的"傅拉多"。
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从法国集中营出来的"国际纵队"队员中,有20名医生来到中国。他们的国籍分别为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匈牙利和奥地利等。;他们大多数与红十字会接上头。被安排到后方伤兵医院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甘扬道,保加利亚人,在索非亚大学医科毕业后,应聘为国家医生,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但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他像我的那位诗人教授朋友朱理安·贝尔一样,于1937年毅然放弃高薪的职位,去西班牙作战。他是现存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两位医生之一--另一位是来自德国,名白乐夫。甘扬道工作的地点是贵州省贵阳市郊的图云关山里后方医院。他在那里结识了燕京大学护理系毕业的张孙芬女士,结为夫妇,中国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到索非亚定居。
上述一些"国际纵队"的成员,都不是政治家,绝大多数没有党派关系,但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有的在前线牺牲了,有的终生残疾了,为的是什么?这对当今以"钱"、"权",以"潇洒走一回"为人生理想的人形动物,是无法理解的。这些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有另一种理想和人生观,这可以用一个抽象、但又非常具体的概念来说明:"人类的良心和责任感"。这个概念,可以以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英国作家们发表的声明来作象征:
我们已经看到法西斯在意大利、在德国摧毁社会正义和文化⋯⋯今天在西班牙的战争,明天可能发生在别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了拯救文明,我们必须表态。"
在这种表态的号召下,有许多知识分子投人反法西斯的战争。较老的有科学家爱因斯坦,他虽然没有赴前线,但也在后方积极参加援助西班牙的工作。在一次援助西班牙的大会上,他说:"以积极行动来拯救西班牙的自由,是所有真正民主人士无法逃避的责任⋯⋯西班牙人英勇奋斗,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的这番话代表许多未能去参战的世界知识分子的思想。西班牙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这个希望和形成它的人类的崇高理想永不灭亡。它闪亮着善良的人们的心里,隐隐地燃烧,不时燎原,爆发;成为无比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保卫列宁格勒、保卫莫斯科、攻克柏林的战斗上,表现在全歼人侵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上--它永远活在海明威的《战地钟声》里,活在马尔洛小说《人的希望》中,活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画幅上。;在我们中国,它在白求恩大夫的身上永放光芒。
高放：也谈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
原刊国际社会与经济95.7
作者简介：1927年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原名高元浤，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返聘)，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生导师。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1947年6月，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任支部书记，在政治系学习。1948年1月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改名高放，进入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7月，被选拔为研究生，攻读马列主义理论。1949年3月随华北大学迁到北京，调为华北大学二部学习助理员;1950年8月，调到新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长期执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课程。1963年被评为副教授，并兼任系资料室主任。1973-1978年人大停办期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执教。
读罢《光明日报》3月1日刊登的老作家叶君健同志的《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一文,令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拟对叶文作些补充和订正。
一、中国人民对西班牙战争情有独钟
1936一1939年西班牙人民奋起抗击佛朗哥和德、意法西斯匪帮之际,正是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之时。东西战场遥相呼应,敌忾同仇。那时我国人民大力支援西班牙战争,不仅书刊中发表了大量文稿,而且还有勇士远涉重洋奔赴前线参加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左联作家麦新和作曲家吕骥在上海合作谱写的名曲《保卫马德里》,曾经在群众中广为流唱。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从1905年起我有幸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教研工作。我经常使用有关西班牙战争和国际纵队的材料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每逢举行师生联欢会.大家要我出节目时,我就引吭高歌记忆犹新的《保卫马德里》:"拿起暴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为了你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快加入为和平而战的阵线。起来!起来!向卖国的走狗们,作决死的斗争!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这歌声不单是唤起我去回味在战火纷飞中艰难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更是要我们珍惜当今的和平,并且要珍重继续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平时,我还注意悉心搜集有关资料。曾经从新旧书店寻觅到1938年生活书店出版的名记者张铁生到前线考察、采访归来写成的《在西班牙》,还有1937年香港华南图书社发行的英国记者弗·匹特卡仑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西班牙前线》(林淡秋译),以及1953年文艺翻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纵队中校指挥官斯·纳尔逊著《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亲身经历》(黄星析等译)等等多种珍贵书籍。这些珍品历经磨难.至今仍被我完好地保存着。
二、从参观一面锦旗找到一位非凡的勇士谢唯进
谢唯进原名谢运常,1904年。月生于四川省江津专区壁山县油溪镇普兴场乡一个没落、负债的地主之家。六岁进入其父在本乡创办的初小新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前随父迁居邻县江津城。父亲开设照相馆兼修钟表,母亲为人缝鞋,收入补贴家用。他在城里继续读高小,非常敬慕"保路同志会"、"同志军"部队的英勇气概。1961年21岁就离家随堂兄到上海求学,考上著名的南洋中学。在沪三年多,正赶上1917年十月革命和1991年五四运动,读到很多介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苏俄实际以及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且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学生罢课运动,被推选为代表参与组建上海学生联合会,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相呼应。1919年秋报名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张申府、傅钟等100多人同船到达马赛,辗转到巴黎和伦敦,1920年春考入约克哈罗格特学校,学习军事。同校外矿工和英国左派人士多有联系,从中得到有关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1921年看到德国革命运动高涨,他就来到了柏林参加革命活动,先后认识了周恩来、朱德等人,还进哥廷根大学数理学系和政治经济学系学习。1925年经孙炳文等同志引导和介绍,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先后任团支委、支书,党支委、支书,旅外党委书记等职,发动国外群众支持国内革命斗争,并且开展与欧洲各国兄弟党的联络工作。1928一1936年还担任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新闻通讯》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撰稿人。1936年7月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他响应共产国际组织志愿军国际纵队的号召,于01月间经过法国、翻越比利牛斯山到西班牙参战。先在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反坦克炮队任政委,后来转到重炮队任政委。参加过保卫马德里、中线大反攻、东线大反攻和突破勒布诺河防线等战役。由于他学过军事,所以既管政治.又管军事。风尘仆仆日以继夜,穿梭前线,英勇鏖战。还要善于同志愿军中的波兰、罗马尼亚的指挥官和从德、奥等国来的战士互柏沟通,协同作战。东线大反攻时连克五城。正当战斗犹酣之际,收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有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署名的火红锦旗。炮队指战员们手捧不远万里从祖国送来的珍品,兴高采烈地高呼;"中国的战旗送到了!"勇士们同彩旗的合影被广泛刊登在西共、工会和志愿军的报刊上,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这面献旗当时是通过在外国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工会的同志秘密带到法国,又经法共中国语言组辗转送到志愿军总部。谢唯进后来把它密藏在皮箱底的夹层里带回国内,到1973年9月他才献交革命历史博物馆。1937年8月在攻占肯托城时,谢腿部中弹负伤,被送到慕尔西亚的志愿军医院疗养。在这里他遇到了从美国去的在运输队工作的张纪和从法国去的军医刘华封等中国勇士。1938年3月间,他们在这里还收到了巴黎《救国时报》代表祖国人民赠送给中国勇士的红旗,上面书写着激动人心的诗句:"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侵略的抵抗。......"
这首充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激情的诗篇,使中国勇士们欣慰不已。他们把红旗挂在墙上,谢、刘、张三人曾并肩在旗前合影留念(见左图--人文与社会注：请见题头图),这就是3月1日《光明日报》所登的那张照片的由来。1938年春暖花开之时,谢唯进养好伤重返前线,奋不顾身地投入突破勒布诺防线的战役。
总共有一百多名中国勇士从欧美各国和国内分赴西班牙战场,他们分布在志愿军的各个旅团,并不曾单独组成中国支队。中国勇士同各国战友一起,高唱"国际歌",英勇善战,誓死保卫马德里。许多人轻伤不下火线,没有人退缩或当逃兵。有一个战士不幸被敌俘虏后,想方设法说服看守,逃出虎口,昼伏夜行,走了六天,归队后又参加战斗。他们绝大部分都为争取和平、消灭法西斯牺牲在战场上。到1938年01月志愿军奉命撤出西班牙时,只剩下七个中国人。谢唯进曾和他们一起被关押在法国的集中营,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争取返回祖国,继续致力于抗日战争。谢唯进在西班牙前线时结识从罗马尼亚来的医生卡佩娜·安娜,俩人情投意合,结为伉俪,后来都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先在华东解放区工作。安娜后来得重病(肾出血),被送往苏联治疗。她原是布科维纳人,这一部分罗马尼亚领土已于1940年并入苏联,所以她就算是苏联人(叶文说她原籍苏联并不准确)。1949年底病愈又回中国工作。谢唯进于1948年n月调到第四野战军,任特种兵团炮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积极参与解放北平、天津、武汉和江南的战斗。建国后任空军工程部政委,后改任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离休。他夫人曾任空军医疗顾问,1961年同儿子谢弥东(194。年出生)一起到苏联去了。留下一个养女谢进珍在他身边,后来她在成都职工医院工作。这样一位终身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文革"中还被"四人帮"在空军中的代理人吴法宪之流诬陷为"国际特务"、"老老修",多次横遭批斗和迫害。他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相册、笔记本、书刊等,据谢进珍来信告我,后来都上交给成都军区保存。
三、留下姓名和姓氏的勇士只有十几个人
(一)张树生(叶君健文中误译为张叔生),曾任运输指挥官.就是上文提到被俘后又艰辛行走六个夜晚始返的壮士。
(二)刘景田(叶文误译为刘京田),原为法国雷诺工厂工人,曾任第54师第41纵队救护队队长,辗转服务于中央和东方战线两年,数次受伤,以英勇冠称全军。与张瑞书一起被志愿军41纵队机关报《共和战士》表扬为"忠勇的模范","有多少人得他二人而获复生"。
(三)毕道文,任高射炮队军医官两年.受伤一次。
(四)杨春荣,在第41纵队服役,1938年在勒布诺防线战役中负伤。
(五)李丰宁,前线军医助手,三次挂彩,后在志愿军医院供职。
(六)张长官,不知其名,在工程队工作两年多,对东方战线的军用工事出力尤多。另据从美国到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张纪说,他正前线还遇到过一位姓颜的同胞(名字想不起来了),曾在东北军骑兵营中服役过,1916年与参战华工一起到法国,1936年40岁时也翻山越岭加入志愿军。这样,连叶君健文中写到的张纪、易东宏、张阿金和严家季,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一百多位中国勇士,留下姓名和姓氏的不过十几个人。其余绝大部分都作为无名英雄为消灭法西斯、拯救人类、争取和平而献出了生命或青春!
叶文中还提到西班牙战争结束后、辗转来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外国朋友。其中保加利亚的医生甘道扬曾于1983年以74岁高龄偕夫人重访中国。6月3日北大国际政治系邀请他讲当年的西班牙战争与国际纵队。北大的同志知道我对国际纵队怀有深情,特发函请我与会,我细心恭听他侃侃讲述了两个多小时。他于1939年同17名外国医生一起携带药品和器材来援助中国人民,在贵州工作时与燕京大学毕业生张荪芬(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之女.叶文误为张孙芬)相识并结婚,1945年回国。他们的两个儿子名为甘保中和甘保华,这岂不是中保人民缘于支援西班牙战争而永结情谊的信证吗?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要把对当年勇士们的追忆和崇敬化为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当今,在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态势下,世界的主题虽然发生了大变化,但是人类为实现和平与发展、为消弭战争和祸乱,依旧任重而道远.切不可掉以轻心。